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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　今天很高兴来讲讲关于我父亲遗稿出版的事情。我父亲丘镇英先生，他从前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——崇基书院、香江书院——的教授，他花了很多功夫写了一本书，是关于他对中国哲学史、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重要的研究心得，原计划在1963年发表的，叫《中国哲学史》。但当时他生了一场大病，去世了，所以这书没有发表。但是他发表了一本书，叫《西洋哲学史》。当时的香港环境不好，所以这本书的发表并没有太多人晓得。到今天，已经过了六十年。很运气的，中信出版社花了不少的人力跟物力，将它安排好，重新整理，编出一本很漂亮、很整齐的一本书出来。我父亲故去已经有六十年了，我身为后辈，这本书的出版让我感觉很兴奋，看到我父亲这么重要的想法能够印出来，给普罗大众看看当初他做研究的一些心得。

我父亲是很爱国的，他从前在厦门大学毕业以后，就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，学政治经济学，也在日本学了很多当时重要的哲学思想、经济思想。他通过日本的翻译，学了很多西方的哲学思想。很多海外的——无论是德国、法国、英国跟美国——重要的书籍，是通过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学习的。我父亲回国以后，主要时间在抗战，因为他毕业的时候，日本正在侵略中国，他花了很多功夫在中国南部，宣传抗战的思想。抗战胜利之后，我父亲就在汕头住下来，管联合国救济总署在中国发放救济的任务。我父亲很廉洁，他没拿过任何好处，但年终的奖金很多，因此家庭就比较好一点，也因此花很多时间在哲学思想的研究上。

1949年，我刚出生，我们家就从汕头到了香港。我在香港长大，当时也很辛苦，因为我父亲在香港刚开始没有职业。从汕头带了一些积蓄过来，但是他不晓得怎么经营，刚开始开了一个农场，两年后，农场全部垮台，所以基本上将他从汕头带的钱全部用光了。所以我父亲就到香港几个重要的学院去上课来维持生活。因为我父亲不懂得讲英文，所以进不了当时唯一的大学——香港大学。香港大学基本上是一个培养殖民地官员的大学，讲的都是英文，不能够接受任何不讲英文的老师。所以，当时在香港的很多有名学者都没有办法到香港大学去做教授，包括钱穆先生、唐君毅先生、牟宗三先生，很多当时国内很出名的大学者，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到了香港过得都很辛苦，我父亲就是其中一个。

我父亲在当时的崇基书院、香江书院、联合书院都做过教授，但是薪水很低，用小时来计算，教多少小时拿多少钱。所以在1950年代初期，我们家过得很辛苦，靠我父亲那一点钱不够维持全家的生活，我母亲也帮忙维持一家十口的生活。父母之外，我们全家有八个兄弟姊妹，那个年代我们过得很辛苦。父亲想尽办法维持我们八个兄弟姊妹的吃饭和上学，但是在这么艰难的时候，我父亲还在不停地想中国以后的走向。从哲学的观念来看，他认为中国孔孟的思想是很重要的，但是他要从西方的观点来比较，中国的儒家思想为什么这么好。所以他花了很多功夫研究西方哲学。他从希腊人的哲学一路研究到了康德、马克思、恩格斯的哲学，最后的期望是能够找到东西方融合的思想，这是他的志愿。所以不单是欧洲的哲学思想，他也研究佛教对中国的影响，尤其是到了中国以后它跟儒家思想融合的种种情形。他花了不少功夫研究西方跟印度、跟中国三个哲学流派的相互交流、影响，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志愿——希望能通过三个哲学流派的思想找出对中国、对世界文明都有重大影响的哲学思想。他思考得很深，我们小时候看到父亲花很多功夫去看书、思考，也跟很多当时他的学生讨论，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每个礼拜总有两天以上，家里都会来一大批他的学生跟他讨论学问上的问题，无论是西方哲学、中国哲学，还是印度的哲学，也讨论西方历史、中国古代历史、中国近代史，还有印度历史。这些讨论对我影响很大，因为我家里很小，只有一个客厅，放了父亲的书桌，这个桌子给我们几兄弟念书，所以我们在念书的时候会看到我父亲在写文章，有时候也跟他的学生讨论学问。我们一路念书，一路听他跟他的学生讨论哲学的思想。那时候我年纪很小，从10岁开始，一直到14岁我父亲去世为止，我父亲写成了《西洋哲学史》。当时他每个礼拜都会跟学生讨论哲学的问题，我虽然不懂，但是讲多了以后慢慢会进到我的脑海里面去。